访谈嘉宾：汤钊猷

中国工程院院士，肿瘤外科专家。他是小肝癌研究奠基人，使小肝癌手术切除后5年生存率达到60%，实现了肝癌从“不治之症”向“可治之症”的转化；首次提出的“亚临床肝癌”概念和相关理论，被国际权威称为“人类认识和治疗肝癌的巨大进展”；耄耋之年笔耕不辍，相继出版多部思考中西医结合、中医哲学思维的专著。

访谈人：您作为一位西医专家，近年来耗费很多心血倡导“西学中”，有什么原因呢？

汤钊猷：我没有系统地学过中医，只能说略有了解。我的老伴是西医内科医生，曾经响应国家号召脱产两年学习中医。几十年来，我目睹她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治好不少西医治不好的疑难患者。我在20世纪50年代用针灸治疗急性阑尾炎，后来跟随老中医研究过辨证论治和非辨证论治治疗肝癌。近十几年来，我一直在研究一个5味药（黄芪、丹参、枸杞子、山楂、鳖甲）的小方“松友饮”对于肝癌术后复发的治疗作用及其作用机制。

这些经历让我深切体会到中医的可取和神奇之处。现代医学进展毋庸置疑，但存在着“重局部、轻整体”“重消灭、轻改造”等问题，中医在整体方面有优势，中西医应可互补。西医学习一点中医可以开阔眼界，是给“治疗工具箱”增加工具的过程，非常有必要。

再者，我国医学不能长期只作为西方医学的延伸。当前，西医仍为我国医学的主流，如果要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医学，西医学点中医是必需的前提。

访谈人：您觉得中西医结合的现状如何？

汤钊猷：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会，那就是中医和西医并用不等于中西医结合。

这个想法来自20世纪60年代我们的临床教训。当时面对比较危重的肝癌患者，临床从小剂量化疗加到大剂量化疗，效果还是不佳。我们就想起中医不是可以清热解毒、活血化瘀、软坚散结吗，就一股脑儿都用上，用西医去“攻”，用中医也去“攻”。本以为双管齐下可以让疗效翻倍，没想到患者的病情反而更重了。后来我们发现，西医用化疗的时候中医其实要补，这样患者的生存期才会延长。由此我总结，西医一定要学一点中医，有了中医知识，哪怕不是为了临床开方子，也可以让中西医结合发挥更好的功效。

现在的问题是认真学中医的西医太少了，临床上很难真正做到中西医结合。有了问题就请中医科医生来会诊，但中医科医生因为并不了解患者整体病情，容易适得其反。几十年前，我们倡导“西学中”，现在反而大量地在“中学西”。如果中医中药西医化，那就丢掉了中医的根本，太可惜了。

我觉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“西学中”制度值得参考及推广。让一些已经具有较丰富临床经验的西医去学习中医，不是浅尝辄止，是要系统学习。除了理论学习，还要跟中医大家抄方、出诊、做临床。当然我也知道这是很难的，一个教学体系的形成不是一日之功，得有一批领军人物在懂中医的同时懂西医，最好还要懂点大科学、大数据，才能真正推动“西学中”落到实处。

访谈人：您在新书《中华哲学思维：再论创中国新医学》中详述了自己读中华哲学著作、中医典籍的感受与思考。是什么促使您对这些作品感兴趣？您从中得到了哪些启发？

汤钊猷：我一辈子从医，前面的大半个世纪都在研究“硬件”，也就是怎么开刀。而对于“软件”，也就是医学中的理论很少思考。但是到了七八十岁，我就觉得，“软件”必不可少。下棋同理，你有车马炮，我也有车马炮，为什么你赢了我输了？因为你的棋艺比我好，棋艺就是“软件”。哲学是人类对事物本质探究的最高手段，当然也指导医学。学一点中华哲学，在医学上就可能少走弯路。

讲到中华哲学，一直有“中华三经”之说，即《易经》《道德经》和《黄帝内经》，我认为《黄帝内经》正是中华哲学在我国医学上的体现。我提倡“西学中”，这个“中”既是中医也是中华哲学。中医理念（如整体观、阴平阳秘、辨证论治等）是中医中药的灵魂，如果“废医存药”，中医便不复存在。

访谈人：社会上有声音说中医是“伪科学”，还有部分声音强调中医的保健作用而忽视其在疾病诊疗中的价值……对于上述观点，您如何看待又有何建议？

汤钊猷：如果中医不是科学，中西医结合便无从谈起。我认为，科学观有广义和狭义之分。狭义的科学观和局部、静止的哲学思维相联系，认为只有弄清机理的“白箱”才是科学。而广义的科学观则和整体、动态的哲学思维相联系，没有绝对的“黑箱”，也没有绝对的“白箱”。从这个角度看，中医是科学。

中医是在中华哲学指引下，经千百年与疾病斗争的实践形成的，并已上升为理论。为什么当前常认为中医只有保健作用？可能与近百年科技井喷式发展，以及由此带来的西医学快速进步有关，相比之下传统医学似乎没有如此辉煌的业绩。另外，中医药的西医化也冲淡了对中医临床价值的认识。由于看待问题的思路不同，中西医的疗效评价也存在很大差异，一些中医治疗的效果难以得到西医疗效评价的认可。

为此我建议，中西医要相向而行。既要“中学西”，更要“西学中”，以便有共同语言；要研究中西医结合的疗效标准，研究西医疗法的中医属性，避免重复或对消；研究有效中医疗法的机理，让更多“黑箱”变为“白箱”；研究重点疾病的中西医最佳互补方案，从而提高疗效。

访谈人：您致力于中国新医学的创立，这个“新”字该如何理解？

汤钊猷：中国新医学既不完全等同于现代医学（西医），也不完全等同于传统医学（中医），而是中西医的互补与创新。

我们有条件创中国新医学，是因为近百年的“洋为中用”已大大缩小了我国与西方国家在现代医学领域的差距，更因为我们有经过几千年实践形成并已上升为理论的中医。

新医学的核心是“洋为中用﹢中国思维”，中国思维的内涵是“中国国情﹢中华哲学”。但是新医学的路并不好走，脱胎于完全不同哲学背景和时代的医学体系，想要相融谈何容易！两条腿走路，如果一条腿长一条腿短，是要摔跤的，步伐一定得协调。目前来看，这是一个异常艰巨和长期的任务，需要用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来完成。

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需要分两步走：第一步是“洋为中用”，力求超越。第二步是广泛“西学中”后重点研究中西医结合，取长补短，提高疗效。中西医都要熟悉对方的理论，还需要建立中西医结合新的诊疗标准和疾病评价指标，建立用于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平台，解决辨证论治动态治疗和复方的循证医学方法问题，研究用大数据等先进科学方法以找到中西医更多共同语言等。

访谈人：您认为当下的中医药有什么需要改进之处，如何传承和发展？如何突破现有的中西医结合困境？

汤钊猷：中医的现代科学研究似偏向于中药西药化、中医西医化。按照我个人不成熟的想法来说，有几方面值得关注：一是坚守并发展中医理论。二是应用现代科技研究中医药，使“黑箱”变白一点，增进中西医交流的共同语言，但切忌中医西医化、中药西药化。三是研究西医疗法的中医属性。四是进一步凝练中医的核心理念，使中医理论通俗化，便于“西学中”能掌握中医的精髓，而不仅仅是学会用几味中药。

中西医结合，还需要西医用广义科学观看中医。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社会实践，有疗效就是真理。同时，要一分为二地看待现代医学，西医也要看到自己不足的地方。

整理：健康报记者 崔芳

审校：冯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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