健康中国传播社 健康中国传播社
首页 > 访谈 > 专访

汤钊猷:中西医结合,走深走实正当时

作者:编辑部

时间:2024-06-21 11:15:40 来源:健康报

1718939796325730.jpg


访谈嘉宾:汤钊猷


中国工程院院士,肿瘤外科专家。他是小肝癌研究奠基人,使小肝癌手术切除后5年生存率达到60%,实现了肝癌从“不治之症”向“可治之症”的转化;首次提出的“亚临床肝癌”概念和相关理论,被国际权威称为“人类认识和治疗肝癌的巨大进展”;耄耋之年笔耕不辍,相继出版多部思考中西医结合、中医哲学思维的专著。

 

访谈人:您作为一位西医专家,近年来耗费很多心血倡导“西学中”,有什么原因呢?

 

汤钊猷:我没有系统地学过中医,只能说略有了解。我的老伴是西医内科医生,曾经响应国家号召脱产两年学习中医。几十年来,我目睹她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治好不少西医治不好的疑难患者。我在20世纪50年代用针灸治疗急性阑尾炎,后来跟随老中医研究过辨证论治和非辨证论治治疗肝癌。近十几年来,我一直在研究一个5味药(黄芪、丹参、枸杞子、山楂、鳖甲)的小方“松友饮”对于肝癌术后复发的治疗作用及其作用机制。

 

这些经历让我深切体会到中医的可取和神奇之处。现代医学进展毋庸置疑,但存在着“重局部、轻整体”“重消灭、轻改造”等问题,中医在整体方面有优势,中西医应可互补。西医学习一点中医可以开阔眼界,是给“治疗工具箱”增加工具的过程,非常有必要。

 

再者,我国医学不能长期只作为西方医学的延伸。当前,西医仍为我国医学的主流,如果要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医学,西医学点中医是必需的前提。

 

访谈人:您觉得中西医结合的现状如何?

 

汤钊猷: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会,那就是中医和西医并用不等于中西医结合。

 

这个想法来自20世纪60年代我们的临床教训。当时面对比较危重的肝癌患者,临床从小剂量化疗加到大剂量化疗,效果还是不佳。我们就想起中医不是可以清热解毒、活血化瘀、软坚散结吗,就一股脑儿都用上,用西医去“攻”,用中医也去“攻”。本以为双管齐下可以让疗效翻倍,没想到患者的病情反而更重了。后来我们发现,西医用化疗的时候中医其实要补,这样患者的生存期才会延长。由此我总结,西医一定要学一点中医,有了中医知识,哪怕不是为了临床开方子,也可以让中西医结合发挥更好的功效。

 

现在的问题是认真学中医的西医太少了,临床上很难真正做到中西医结合。有了问题就请中医科医生来会诊,但中医科医生因为并不了解患者整体病情,容易适得其反。几十年前,我们倡导“西学中”,现在反而大量地在“中学西”。如果中医中药西医化,那就丢掉了中医的根本,太可惜了。

 

我觉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“西学中”制度值得参考及推广。让一些已经具有较丰富临床经验的西医去学习中医,不是浅尝辄止,是要系统学习。除了理论学习,还要跟中医大家抄方、出诊、做临床。当然我也知道这是很难的,一个教学体系的形成不是一日之功,得有一批领军人物在懂中医的同时懂西医,最好还要懂点大科学、大数据,才能真正推动“西学中”落到实处。

 

访谈人:您在新书《中华哲学思维:再论创中国新医学》中详述了自己读中华哲学著作、中医典籍的感受与思考。是什么促使您对这些作品感兴趣?您从中得到了哪些启发?

 

汤钊猷:我一辈子从医,前面的大半个世纪都在研究“硬件”,也就是怎么开刀。而对于“软件”,也就是医学中的理论很少思考。但是到了七八十岁,我就觉得,“软件”必不可少。下棋同理,你有车马炮,我也有车马炮,为什么你赢了我输了?因为你的棋艺比我好,棋艺就是“软件”。哲学是人类对事物本质探究的最高手段,当然也指导医学。学一点中华哲学,在医学上就可能少走弯路。

 

讲到中华哲学,一直有“中华三经”之说,即《易经》《道德经》和《黄帝内经》,我认为《黄帝内经》正是中华哲学在我国医学上的体现。我提倡“西学中”,这个“中”既是中医也是中华哲学。中医理念(如整体观、阴平阳秘、辨证论治等)是中医中药的灵魂,如果“废医存药”,中医便不复存在。

 

访谈人:社会上有声音说中医是“伪科学”,还有部分声音强调中医的保健作用而忽视其在疾病诊疗中的价值……对于上述观点,您如何看待又有何建议?

 

汤钊猷:如果中医不是科学,中西医结合便无从谈起。我认为,科学观有广义和狭义之分。狭义的科学观和局部、静止的哲学思维相联系,认为只有弄清机理的“白箱”才是科学。而广义的科学观则和整体、动态的哲学思维相联系,没有绝对的“黑箱”,也没有绝对的“白箱”。从这个角度看,中医是科学。

 

中医是在中华哲学指引下,经千百年与疾病斗争的实践形成的,并已上升为理论。为什么当前常认为中医只有保健作用?可能与近百年科技井喷式发展,以及由此带来的西医学快速进步有关,相比之下传统医学似乎没有如此辉煌的业绩。另外,中医药的西医化也冲淡了对中医临床价值的认识。由于看待问题的思路不同,中西医的疗效评价也存在很大差异,一些中医治疗的效果难以得到西医疗效评价的认可。

 

为此我建议,中西医要相向而行。既要“中学西”,更要“西学中”,以便有共同语言;要研究中西医结合的疗效标准,研究西医疗法的中医属性,避免重复或对消;研究有效中医疗法的机理,让更多“黑箱”变为“白箱”;研究重点疾病的中西医最佳互补方案,从而提高疗效。

 

访谈人:您致力于中国新医学的创立,这个“新”字该如何理解?

 

汤钊猷:中国新医学既不完全等同于现代医学(西医),也不完全等同于传统医学(中医),而是中西医的互补与创新。

 

我们有条件创中国新医学,是因为近百年的“洋为中用”已大大缩小了我国与西方国家在现代医学领域的差距,更因为我们有经过几千年实践形成并已上升为理论的中医。

 

新医学的核心是“洋为中用﹢中国思维”,中国思维的内涵是“中国国情﹢中华哲学”。但是新医学的路并不好走,脱胎于完全不同哲学背景和时代的医学体系,想要相融谈何容易!两条腿走路,如果一条腿长一条腿短,是要摔跤的,步伐一定得协调。目前来看,这是一个异常艰巨和长期的任务,需要用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来完成。

 

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需要分两步走:第一步是“洋为中用”,力求超越。第二步是广泛“西学中”后重点研究中西医结合,取长补短,提高疗效。中西医都要熟悉对方的理论,还需要建立中西医结合新的诊疗标准和疾病评价指标,建立用于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平台,解决辨证论治动态治疗和复方的循证医学方法问题,研究用大数据等先进科学方法以找到中西医更多共同语言等。

 

访谈人:您认为当下的中医药有什么需要改进之处,如何传承和发展?如何突破现有的中西医结合困境?

 

汤钊猷:中医的现代科学研究似偏向于中药西药化、中医西医化。按照我个人不成熟的想法来说,有几方面值得关注:一是坚守并发展中医理论。二是应用现代科技研究中医药,使“黑箱”变白一点,增进中西医交流的共同语言,但切忌中医西医化、中药西药化。三是研究西医疗法的中医属性。四是进一步凝练中医的核心理念,使中医理论通俗化,便于“西学中”能掌握中医的精髓,而不仅仅是学会用几味中药。

 

中西医结合,还需要西医用广义科学观看中医。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社会实践,有疗效就是真理。同时,要一分为二地看待现代医学,西医也要看到自己不足的地方。

 

整理:健康报记者 崔芳

审校:冯瑶

责编:王春丽

【版权提示】健康中国传播社倡导尊重与保护知识产权。如发现本站文章存在版权问题,烦请提供版权疑问、身份证明、版权证明、联系方式等发邮件至jkzgcbs@163.com,我们将及时沟通与处理。
标签:健康中国中西医结合
相关推荐